老人告诉我,她和六岁的的孩子就是吃着这种干粮来到北京的,她都已经七十三了,儿子去城市打工死在外面的工地上,连个赔偿费也没有,媳妇也改嫁走了,就剩下她和小孙女相依为命。乡里看在她是老土改干部的面上,一年给她们四十二元的补助。她的身体有病,就为了了结此生唯一的心愿;来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
听着婆婆的诉说,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打电话找了个陕北籍贯的部属,让他带点钱火速赶到天安门广场。平时我身上是很少带超过二张以上的百元大钞的。我把那些干粮放进我的挎包里,给老人和孩子买了瓶装水和面包,那老人抬手就拒绝了我,催我快带她们去看毛主席。我骗说纪念堂还没开门,让她们再等等。
直至那个部属赶到,看到他们在用家乡话在交谈,那老人的脸笑得格外明亮起来,她倒了点矿泉水在手心,先在孩子脸上擦了擦,又将自己的头发抿了抿,跟着我们站到了那广场上那长龙般的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