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婆婆的诉说,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打电话找了个陕北籍贯的部属,让他带点钱火速赶到天安门广场。平时我身上是很少带超过二张以上的百元大钞的。
我把那些干粮放进我的挎包里,给老人和孩子买了瓶装水和面包,那老人抬手就拒绝了我,催我快带她们去看毛主席。我骗说纪念堂还没开门,让她们再等等。
直至那个部属赶到,看到他们在用家乡话在交谈,那老人的脸笑得格外明亮起来,她倒了点矿泉水在手心,先在孩子脸上擦了擦,又将自己的头发抿了抿,跟着我们站到了那广场上那长龙般的队伍里。
我吩咐我的部属先借我一千元钱,想在出门时送给老人家,然后带她们到我们单位的招待所找个房间先住下,再给她们买回乡的车票。在纪念堂门前的售花处,老人看到不少人都去买花,她也要上前,我让那部属去,她死抓了那部属不放,非得自己亲自去。
我看着她从贴身的衣内取出一个粗布小包打开,取出十元钱(那是她小包里零碎小票里唯一一张最大面额的钞票),颤巍巍地买来二枝白菊花,和孙女各持一枝,伸长了脖子往前不断地张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