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邓小平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渐渐地,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卓越才华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认为邓小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完全能胜任自己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希思首次访华的那一年,是中英两国领袖人物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们在事实上已经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圆满解决的美好前景:“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一年,邓小平已年迈70岁,祖国统一的大任已历史性地落在这位古稀老人的肩上。
谁在担心香港“九七”前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因为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随后,他就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高密度地发表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尊重台湾的现实”。
1978年4月,受邓小平委托,刚刚被“解放”的、在“文革”前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中国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1个月,重点是清肃“文革”的“左”倾错误对于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