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 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249—250页。)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XLW
对于香港,邓小平并不陌生。据有关史料记载,邓小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先后5次到过香港。
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展露过自己杰出的才能。协助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得到的经验,为邓小平以后独立地领导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的进程,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