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了60多家,足迹遍及全国。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巨大悲剧,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但是在采访中,我还是不时地提醒自己避免被这种悲伤的情绪左右,从而成为疫苗受害者的代言人。我不想做任何一方的代言人,我要的是一个真相。查看病历,求教专家,对家长的述说小心求证,找相关病例相互印证,在案例不断的重叠后,答案慢慢浮现了出来。
原来疫苗问题不仅仅是涉及某一种疫苗,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它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从生产、监管、冷链运输到伤残鉴定,再到赔偿,漏洞百出,积弊深重且持续多年,可以说是天灾加人祸。所谓天灾,就是主管部门政策层面的拍脑袋,不做调查研究就一刀切运动式地强制免疫;生产厂家垄断经营,不思进取,在一个被呵护的温柔乡里用三五十年前的技术安然生产今天的疫苗,导致我国的疫苗质量和安全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人祸,就是运输保存环节冷链系统的巨大漏洞和管理缺失,以及医务人员在操作时不能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不加甄别的注射。
出事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每个出事家庭的苦难却几乎是相似的,因为疾控中心垄断了疫苗异常反应的鉴定权,就导致每个出事家庭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强大对手,几乎难有赢的希望,求告无门,濒临绝境,上访就成了唯一能做的选择。上访,维稳,再上访,再维稳,永无宁日的苦旅,耗到你绝望为止。最极端的,辽宁葫芦岛的卡介苗异常反应的家长杨玉奎,先是以寻衅滋事罪在北京被判刑五个月,不久之后回到葫芦岛又被劳教一年,到期后,又以“劳教期间表现不好”为由增加一个月。
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和程序上的严重非正义,卫生部很清楚,但从来没有真正试图去改变过,这么多年一直深沟高垒,外人无法窥其一斑,就连疫苗异常反应的数字也一直都是笼统的“百万分之一”。而真实的数字因为地方疾控的欺瞒可能连中国疾控中心和卫生部也不会知道,我自然也无法知道,但肯定远远不止于“百万分之一”,起码在我采访的这 60多个家庭里绝大多数的病例是不为疾控中心认可为疫苗异常反应的,很显然,他们也就不在统计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