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国。王先生和张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了美方的强盗行径,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张先生得知后,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问过王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回国。王先生答得简单,只说自己想回来,回中国做贡献。她不爱说漂亮话,做的永远比说的多。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很真的人,做科学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无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后来,张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张先生的名义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萨迦县,还能找到那所以张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