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结合读这本书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在苏联，人民实际上没有权力，公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
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当时，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
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形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各地都在打倒“走资派”、夺权并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提拔一些工人、农民走上领导岗位。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当山西省形成夺权之风时，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当晋中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又成为革委会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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