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微观上就表现为跨国公司的成熟技术转移完成后，这些国家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形成和跟进，因而进入了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平台期。
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陷阱”。
利用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本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主体，形成独立的产品平台、研发体系和实验体系，是后发国家在技术层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路径。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不仅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迎来并跑的机遇，而且由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融合，后发国家在成熟产业也迎来利用其独特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赶超的窗口期。
20世纪70年代，当汽车技术路线由低成本和动力增强向多样化和节能环保转变时，日本企业凭借柔性化生产和精益制造实现对美德汽车产业的赶超，就是这种理论逻辑的现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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