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领导人要接受这样的买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国内)一小撮与外国金融资本联营的次属公司,从他们的合谋中,牟取了巨大的财富。这一实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买办阶级,当年联合英国金融资本创建著名的汇丰银行(这个银行原本是为了给鸦片战争提供资金而建立的!)的,就是这个阶级。
据说,可变汇率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而有利于出口的增长。这是错误的:决定出口量的,是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因素(产品的性质和产量)。而且,为什么中国要持续追求这个目标——即,以高于其GDP增长速度的速率,扩大它的出口——呢?这个选择是荒谬的:相反,中国应该更加优先考虑它的国内市场,以降低其脆弱程度,实现更好的福利,纠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可变汇率加大了国内经济政策的选择限度吗?没有,相反,它限制了那个限度,因为在可变汇率下,国家政策就只能从大国允许的那些选择里选了。欧洲的案例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盟的框架下,其成员国的腾挪限度大大缩小了。
关于增加中国的资本出口,以取代中国的剩余全部投向美国的债券:只要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军事干涉的威胁,来保护它的资产,那么,它就不能避免在国外购买实际资产(公司、矿藏、耕地)的脆弱性。加入全球金融系统并不能降低这种脆弱性。
多亏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中国才没有受害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亚洲的其他融入了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国家,则饱受那次危机的摧残。外国金融资本把危机的代价转嫁到了那些国家,使它们的货币贬值,这样,在印尼的外国银行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林地(后来变成了棕榈油生产基地)、矿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