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