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暗合了军事辩证法，那么博古、李德的应对措施——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则完全是形而上学，这种方针迫使红军以己之短击白军之长。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在战略处于防御，但在战役和战术上却不得不在没有炮兵等重武器支援的情况下，对白军的筑垒地带发起伤亡巨大但收效甚微的进攻，这种战术正中蒋介石下怀，持续一年的反“围剿”作战，最终以失败告终。
李德进入苏区后，被“临时中央”决定“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这还仅仅是一种“分工”，李德指挥红军还缺乏名正言顺的“正式身份”，1934年6月设立的“三人团”，则使得李德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了红军的“最高统帅”。
“三人团”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失去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三人团”成立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决策程序之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1944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谈到：
“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毛主席回到了党和红军的舵手位置上，这一变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曾经给李德当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历史时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也就是说，李德从一个只有建议权的顾问最终变为具有决定权的“太上皇”，“临时中央”，尤其是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最终的代价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中央红军从8万人锐减至3万人。
（责编：白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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