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接过军事指挥权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了。后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临时中央”和李德的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详细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仅就一个问题略加讨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所采取的军事方针，是他充满败笔的军事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在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策划下，第五次“围剿”采取了“堡垒主义”，即参与“围剿”的白军以红都瑞金为最终向心攻击目标，每天向前推进5公里，然后拉上铁丝网，修筑碉堡，转入防御。
这种战术，暗合了军事辩证法——之所以说是“暗合”，是因为蒋介石对此从来没有自觉意识——“堡垒主义”使白军在战略上保持进攻态势，但在战役战术层面却是防御态势，而且是依托优势火力和坚固堡垒，对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所进行的防御。
这种战术对白军来说，是一种扬长避短、最能发挥其优势的战术。因为腐败、内部阶级压迫及指挥官贪生怕死等因素，运动战、进攻战等白军基本都打不了，部队散开了就收不回来，只有躲在堡垒里“死守”才能勉强维持。不过，这种战术看似高明，实际上却是因为国军战斗素质极低而不得不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红军应对得当，并不难打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主席两次提出了打破“围剿”，拯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可惜都被博古、李德拒绝了。
第一次，是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驻福建十九路军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不得不从进攻苏区的33个师中抽调9个师前去镇压。面对突变的形势，毛主席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然而“临时中央”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白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二次，是广昌保卫战失利之后，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但仍有可为。1934年9月，毛主席紧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这一建议也被一心想逃跑的博古、李德直接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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