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制裁的威慑力尚难以动摇
首先，欧洲国家的“阻断法案”，难以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
1990年代，欧盟为应对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出台的阻断法案相当有效。当时，美国的索赔人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只要欧洲企业与古巴相应的实体有经贸往来，就可能受到制裁。彼时，欧盟针锋相对地出台了阻断法案，规定只要美国索赔人在欧洲也拥有财产，就会将其财产没收、从而补偿欧洲企业的损失。这种做法相当有效，以至于当时美国并没有启用长臂管辖。
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条约、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包括对和伊朗有经贸往来的欧洲企业进行制裁。在这种新形势下，欧盟的阻断法案找不到对应的美国实体机构进行报复。结果造成了阻断法案执行困难。这时候，如果欧盟企业遵从了美国法案，就违背了欧盟的阻断法案，反之亦然。这就造成了两难困境，欧盟企业总要违背一边的法律，结果就是大多数欧盟企业干脆主动退出了伊朗市场。
其次，欧洲国家的金融创新，也难以跳出美国金融霸权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