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的“港独”思潮和力量的挑战，在香港社会建立新的底线政治共识——“基本法共识”一一将变为北京在未来极为紧迫的任务。
这个“共识”将要求：在后“占领运动”时代，无论香港的政治力量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什么位置，接受并认同由基本法所厘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原则，应是任何个人和组织参与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
变局
香港的回归(包括回归前的中英谈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导完成的。
这些老一代政治家亲身经历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在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强烈对比，对香港始终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 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往往倾向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对于香港社会的不和谐声音和做法也具有较高的宽容度。
但随着年轻一代中国官员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线，以及内地主要城市与香港之间经济和制度差距的缩小，老一辈政治人物这种特殊的历史情怀和现实考量，未必能被成长经历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国精英阶层继承下来。 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处理将越来越日常化、专业化和行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