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
港英时期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它们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属于判例法系，法官的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这与中国内地实行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法官的任免也沿袭了英国的终身制，一旦港督任命，除非死亡或主动退休，法官可以终身任职。在港英时期，任命的法官绝大多数为英国国籍。这一问题遗留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也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环环上周刚写过，做香港警察到底有多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点这里复习)
张俊义还提到一点：“英国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的高级公务员。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香港一些人从心底里认可西方价值观，不认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陈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人还在时刻惦记这块土地。英国学者罗思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英国政府罔顾香港回归的事实，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挑衅中国政府。“就在2019年7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发表声明，完全歪曲了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议。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从定义上说，是将主权移交给中国，因此香港的事务就是中国国内的事。相反，亨特试图声称英国在香港保留了一些权利。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称：‘我们是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人;通过监测其执行情况，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承诺负责任地行事，而不是干涉……’”英国人口中的“监测”还“落实”到了书面上。1997年7月，英国政府开始发布第一期《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到2019年3月底，已经发布到第四十四期。
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香港的繁荣不是因为英国。“仅仅是因为它走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原本只能香港做的事，北京、上海、深圳全部都能做了，香港不再具有唯一性，‘唯一通道’的红利就消失了。”熊玠也说：“自1997年以来，中国内地每年GDP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过6%。为什么香港经济不能同步增长？其原因是‘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太过强调‘两制’，所以香港仍继续它的‘自由’经济体制，没有内地的‘宏观调控’。我们的结论是，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成分不够。这正是与‘港独’人士的直觉相反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