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黄祸论”沉滓泛起——只有趁着时机未逝瓜分中国，才可以预防这种想象中的后果，“瓜分”中国成为共识。日本割占台湾、澎湖之后，俄占旅顺、大连，德占胶州湾，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卫和新界，以割占的小块地盘为中心，它们各自建立起在中国的经济区域霸权。这时美国没有参与，因为它正忙于应付殖民地菲律宾的革命运动，但通过“门户开放照会”，先确认自己也有权这么做。
谢瓒泰正是根据这一形势，画出了那张让中国人脊背发凉的《时局图》。
所谓“黄祸论”，一言以蔽之就是“黄种人是对白种人的威胁”。这与东汉迫使匈奴西迁、唐朝迫使西突厥西迁以及蒙古西征这三次历史事件有关，上帝之鞭几乎抽得西方世界体无完肤。最后一次，成吉思汗的孙子孛儿只斤·拔都率领的长子西征军几乎毁灭欧洲，关键时刻，中国人在重庆合川钓鱼城打死了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上帝折鞭”，帝国分裂，欧洲才得以幸存。
匈奴、突厥、蒙古当时都是中华帝国的敌人，而且匈奴、突厥和蒙古的游牧特性，与中华农业文明根本不同。然而“黄祸论”一概扣到了中国人头上，并且在后来主要是针对中国人。
最早清晰阐述这一理论的是巴枯宁，“灵活运用”到极致的是杰克·伦敦，这样包藏祸心的理论最适合盛长于有“文明冲突”以及种族主义意识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