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在香港的彭定康亲自出马，率领一众高官对我发起声势浩大的“反击”。他先把自己的阴谋掩饰起来，再断章取义，把我形容是他驾驶“高速赛车”，偷换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机”，危言耸听地谎称中方“把所有福利开支计划削减得体无完肤”，“港人对此决不受落”！
这番极尽歪曲之能事的“高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很多人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蛊惑性，一下子将我推至“漠视港人利益、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孤立境地，并在彭定康和他某位新闻官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引领下，迅速形成了香港的“主流舆论”。
短短一个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门的文章，通过文字、电波、视频铺天盖地对我进行声讨谴责；港英扶植起来的反华反共势力还煽动了一些老头老太，举着破轮胎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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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独裁者论”火上浇油
返观内照，身在北京的我对于港英当局发起的反扑起初竟还毫不知情，没有任何前方舆情摘报或指示传来，倒是钟仕元、方黄吉雯两位老成练达的顾问于28日当晚在招待邝其志一行的晚宴上悄悄提醒我，香港对我上午的开场发言“反响很大”，但说得比较含蓄；而我又疏忽大意，过去听说“反响大”也并非一两次，就没细问下去。直到29日下午会议结束时，我的盲点依旧，并没有山雨欲来、如临深渊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