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的反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美国本土安全得到了有效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海域的维权行动、在气候问题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越来越自信的表现，都使得美国战略界开始对中国初具规模且仍在增长的实力地位产生警觉。
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起高调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这种警觉的产物。这个战略在美国国内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逐步恶化了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认知，从而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特朗普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当选的。
《华尔街日报》刊文声称，“数十年来，西方政客们愚弄自己说，中国最终会像他们一样”，而现在，“西方政客们终于开始以中国的本来面目、而非他们希望的样子来看待中国。这种新的清晰感正在西方蔓延”。[10]更有评论者指出，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的共识已从“鼓励与中国进行接触”转向“对中国进行报复与抵制”。[11]
在这种日趋严峻的氛围下，特朗普国安团队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实际上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定调，这意味着两国关系即将迎来一个更多摩擦与频繁动荡的特朗普时代。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持续减少，消极因素持续增多。
曾经的积极因素或者以积极面为主的因素，开始转变为消极因素或者以消极面为主的因素，如经贸、气候、朝核等议题；或者其积极作用大幅下降甚至消失，如反恐、防扩散等议题。原有的消极因素或者以消极面为主的因素，其负面影响持续增强，如南海、台湾等议题。
中美关系中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转变，表面来看是起因于特朗普政府对这些议题上利益认知的转变，根本原因却是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整体认知的转变，是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反思”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将在持续紧张与频繁动荡的轨道上运行，振荡的幅度也可能加大，对亚太区域和全球局势的负面影响也将增加。而台湾问题作为美国牵制中国的传统战略工具，也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