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对中国的这种定位，来自于特朗普的国安团队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该报告认为，美国要反思过去二十年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开放。然而，“这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错误的。……竞争对手通过宣传及其他手段推进反西方的观点，并在美国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之间制造分歧。……中国还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
正在建立仅次于美国的实力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军事力量，其核武库不断增长，而且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利用了美国的经济创新，包括美国的一流大学……”[7]
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外，后续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直言“中国推动的政策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相抵触”；[8]《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宣称，“美国不仅要在常规武器上与中国竞争，在核武器的现代化上也要与中国竞争”。[9]以上认知并不仅是特朗普国安团队的认知，更是整个美国战略界的认知。在
冷战后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接触是美国战略界的基本共识，他们希望通过“接触”来引导中国的发展，最终使中国接受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小布什政府上任初期曾有意放弃对华接触政策，改采更为强硬的对华威慑政策。
但由于“9·11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很快被美国战略界认定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应对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伊朗和朝鲜两个核问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危机、非洲局势、推进经济全球化等重要议题，都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于是，美国战略界曾经臆想的“中国威胁”退据次要位置，“接触”重新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