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医生看后，他的确诊是肝脓疡穿孔经肠子排出脓来。为了使脓液尽量排净，他们采取措施，给恩来服药，使肠子停止蠕动三天，并交代我，每小时试(测)一次体温，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体温一直在35度。
医生们没有告诉我温度已接近“死人”的温度。好在体温后来慢慢地上升了。病情也慢慢地好转。又过了一天，医生们两次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大小已接近正常了。因此，肯定治疗是正确的。
这时又把戴济民大夫请来照顾……(我要)特别对王、李两位医生对恩来的病诊断和治疗准确及时，使他能脱险康复，实应向他们致以不能言语形容的感谢之情。后来代替他们的戴济民老医生，也在几年前病故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经历呢？因为恩来同志逝世后，近几年有的同志写了这一段，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出入很大，需要写这么一段作为澄清。”
读了这段还从未发表过的邓颖超的回忆，再综合前边几个人的陈述，可以看出，周恩来长征途中患病后，先请一位随队医生给他量了体温，随后请来戴济民大夫，找来了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再将王斌、李治、孙仪之3位大夫找来共同会诊，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用了特效药易米丁。
周恩来病情好转后，王斌要为王稼祥治腰伤——他是长征前在苏区被敌机炸伤腰部的；李治其他的医疗任务也很重，于是就留下了戴济民随周恩来的担架行军，作为陪护。
因此，周恩来的那次生病是经过许多著名大夫会诊，并用显微镜等检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然后对症下药，用了治疗阿米巴肝脓疡的特效药易米丁，从而使周恩来康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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