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生前的记述
20世纪80年代，由于周恩来长征路上的生病众说纷纭，当时还健在的邓颖超十分重视这件事。1985年8月，她在大连棒棰岛休养时，一边回忆一边让秘书赵炜记录，写出了《路是人走出来的——通过草地》一文，专门回忆了周恩来生病、治疗和她自己遇险、脱险的经过，内容十分详实。
关于周恩来在毛儿盖生病的情况，文章是这样写的：
“一天下午，忽然有人告诉我，周恩来发烧(我们从长征开始就不在一起了)了。当我见到他时，(他)已发烧，在担架上盖着很厚的东西，简单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把他抬到了他的工作总部。两地之间约有四五里距离(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各自住地——笔者)。
因为我不知道他害的是什么病，病情(又)有发展。第二天我骑马去他住宿地，他正发高烧，医生来看过，认为他的病是我们长征路上多发病的症候——疟疾。当时，我在那里坐等他体温是否会下来……后来我不再等了，只好回到我的住地，每天来看望他。
经过三四天后两位医生会诊，一位是王斌，一位是李治同志。他们都是(红军)在江西同国民党作战时被俘的国民党医官，参加红军后，忠于红军，忠于医疗事业。
对恩来的病很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来总部要出发了，恩来搬到毛主席的周围，这时我也搬到恩来(那里)一起住了，我在地下铺上稻草，他睡在木板床上，两位医生继续观察，不相信是疟疾。
他们怀疑是肝脏有问题，于是检查胸、肝的部位，发现肝脏肿大在右侧肋缘下二指，最后确诊为肝发炎，已变为肝脓疡。
当时，草地环境不能手术。按脓疡治，唯一的办法要用局部的“冰冻”，冰得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去背。这时，医生也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看有关肝脓疡的书。
书内举了100例，99例都写得很清楚，预后不良，唯一的一个例外，肝脏化脓，通过肠子把脓排出来。所以决定等背回冰来，用冷冻办法退烧。
背冰的同志一早就出发了，深夜二三点钟才回来，冰化了一半，还可以够用。把冰装在袋子里，放在肝的部位。他本人昏迷不醒。医生的最大希望是想用冰把炎症退下去。
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时，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子痛，我们把他扶起来解大便，排出来的都是绿色腥臭的脓状便，体温也就下降到35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