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日本受到热情接待
5月3日,爱因斯坦回信,愿意访日后来中国,但“以两星期为限”。同时开出两项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驻德使馆把信转到蔡元培手中,已是6月下旬。一千美金两星期的酬金,是最初报价的四倍,这让蔡元培“真不知往何处筹措”,但他还是咬着牙回电“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7月初,蔡元培专赴山东向梁启超求援,梁启超承诺,他领导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这才使费用稍有眉目。
不知何故,使馆拖到7月22日才致信爱因斯坦“北大已愉快地接受了您的条件”。对爱因斯坦来说,从邀约到回复,足足等了两个多月,不过他还是迅速复电“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使馆又耽搁一个月,直到8月底,蔡元培才知晓这件喜事。
对中方来说,博士来华讲学的事算定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却并未落实。复旦大学物理系施郁教授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
当时,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女婿斐司德在上海当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他和他的美国朋友罗勃生曾邀请爱因斯坦到金陵等地演讲。
爱因斯坦在8月回复斐司德时说,北大邀请了我,但鉴于中国的重大困难,我还在犹疑,也希望帮忙与北大联系一下,“建议要足够详细,以便我在此基础上作决定并确定日程”。
显然,虽然北大口头答应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缺乏细节和合同就不能算数。方在庆认为,中国人讲究君子之交言而有信,不习惯使用现代社会通行的书面契约,这为最后的坏消息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