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号”刊发的手绘图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日本承担路费，中国却可以沾光，这本是好事，但朱家骅从使馆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劝他先访中国再访日本，因为“凡属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认为东方文化的根是在中国，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
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回了一封信，“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两项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把中国排在之后，是因为冬天的日本会比较冷，当时北京可能还会暖和一些。”而且，日本出了高价，自然应该有优先权。
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写道，“我愉快地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个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协议，使我能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可见，爱因斯坦想遵循西方规矩，签订一个协议，以便对双方都有所约束。但朱家骅却只顾着向蔡元培抱怨爱因斯坦出尔反尔，从此不再参与邀约一事。
“这反映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和世界接轨时，还保留着固有的‘我为天下之大’的心态。”方在庆说，“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承认当时的东方中心是中国，在他这个‘世界公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可笑的一种想法。”
蔡元培显然比朱家骅豁达，他接到公使电报后立即回电：“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
当时，北大深陷经费危机，教工因为欠薪多次游行，1000华币已是北大教授三到四个月的月薪了。不过，两周250美元的出价，与各国邀请讲学的行情相去甚远。同年，爱因斯坦访美，在普林斯顿作了一周的学术演讲，就得到上万美元报酬，而且还谈妥以15%的版税出版这个演讲。
驻德使馆实在是慢性子，4月8日，爱因斯坦才收到蔡元培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