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接受采访时顺手写下的公式
这些话有神奇的预见性，在几个月后就成了真。
德国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攻击爱因斯坦，还在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爱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驳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不管有没有纳粹标志”，那么理论就不会被攻击。
反相对论浪潮也影响了诺贝尔奖。这一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定对爱因斯坦的提名时，引用了反相对论的论点。
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拜访爱因斯坦时，恰逢德国反爱因斯坦运动风起云涌，报纸报道他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邀请，但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
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爱因斯坦热”。
罗素在北京大学做的哲学专题讲演中，有一个专题是《物之分析》，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这些演讲广为流传，报刊上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数量激增。魏嗣銮、张申府、任鸿隽、文元模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赞相对论为“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撰文，夸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打破了旧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
1921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把邀请欧美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他就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说：“今年已允美国学者之请，且为设立犹太大学事必须往美，恐不能到亚洲。”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
同时，他也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
语言问题看似一个小插曲，但一直在海外研究爱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认为，这恰是阻碍爱因斯坦到华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因斯坦有严重的“外语恐惧症”，他一直坚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方始终没有就此给他一个明确答复，也没有给爱因斯坦推荐合适的中文翻译，而这一直是他讲学看重的前提。
可以肯定的是，“稍迟访问中国”不是客套话。《爱因斯坦全集》译者方在庆分析，有三个因素让他考虑远东之行：首先是爱因斯坦想逃离在德国流行的反犹主义；其次是德国通货膨胀严重，他急需改善经济状况，渡过经济危机；再就是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