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等在梓园合影。前排右起：于右任、王一亭、应时、爱因斯坦、应蕙德、爱尔莎、稻垣夫人、章肃；后排右起：王传熊、曹谷冰、斐司德、稻垣、前田、张君谋、张季鸾、村田、斐司德夫人
今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在全球范围内，他和他的相对论早已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曾准备在北大讲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最终擦肩而过。
“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故事。”中科院研究员方在庆说，中方比日方更早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但爱因斯坦只在访日途中，在上海来回停留了总共三天时间。没有正式访问中国，这成了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去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他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日记，有媒体称，爱因斯坦在这些日记中表现出对中国人的歧视，“令人震惊”，是一种“刻板印象”。
不过，也正是这本旅行日记，让我们看到了爱因斯坦当时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拨开了笼罩于上海之行的团团迷雾。
蔡元培诚邀爱因斯坦
1953年春，有个学历史的研究生从加利福尼亚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对“中国有无发展出现代科学”的问题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
所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后来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方式。
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们未能迈出这两步而感到惊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成就竟然被人做出来了。
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华文明缺少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两大传统。他恐怕没想到，一向缺乏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却在1917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无争议地，接受了相对论，一点也不比西方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