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往往依托政府的主导和规划。19世纪，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快速崛起就是很好的案例。二战后，日本的通商产业省、韩国的经济企划院、中国的“国家计委”和后来的“发改委”都是强势的发展规划机关，在经济发展中充当掌舵人和助推器，一方面明确前进方向，一方面给予及时的帮助，最终促成了东亚飞速工业化的奇迹。
印度也有与东亚诸国类似的发展规划，但实施结果却大相径庭，其根源就在于政府能力的不同。
政府能力是指政府依据自己拥有的公共权力，通过制定政策和组织动员，履行自身职能、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发展目标的能力，是政府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引领工业化进程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印度远逊于东亚各国，原因何在？
首先，总有“中间商赚差价”。
由于印度的土地改革不够彻底，政权未能渗透到基层，在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仍然存在着大量“食民而肥”同时抗拒管理的中间力量。
在“中间商”的层层压榨之下，印度政府资源动员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比如，在政府支持农村发展，出资兴修水利，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环境时，经常出现补贴款项最终流进地主和富农阶层腰包的情况。由于这些中间力量把持着农村的分配权和话语权，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农和佃农得不到真正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