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
1936年7月7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后来在抗战中，潘汉年纵横敌后，这也是常用的化名之一）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统领导级人物，也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对，就是那个制造了著名的“伍豪事件”的张冲，后来相逢一笑泯恩仇，与周恩来成为好友的张冲）。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毛，周见面，没有中共高层的意见后，便不肯亲自出面，只是派了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1936年8月1日，潘汉年持着这张特别通行证，乘火车到达西安。
1936年8月7日，终于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代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潘汉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于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离开红军，到1936年8月7日回到陕北，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但这一切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在“合法性”上尚缺最后一环。因此当时的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另外，由于急需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各项援助，刚到陕北还没站稳脚跟的中共也迫切希望和共产国际重建稳定的联络方式。所以对毛泽东来说，尽快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是头等大事，关系到中共的存亡。所以当潘汉年比张浩晚到九个月，还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盘亘，已经让毛对潘汉年不是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