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的报告指出，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student debt）只占其总负债的5%，而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人已经拖欠或者违约（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外迁，中下层就业渠道的不断收窄、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使美国中下层的年轻人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对于后60%人群而言，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21世纪的“鸦片战争”，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谈判时要将控制芬太尼列为重要议题的原因。美国药物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制造业地区的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而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铁锈地带的80后J.D. Vance的自传，以其个人经历详述美国下层民众今天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经旧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区并非曾经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尽管Vance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鲁法学院的学业，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那种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除此之外，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医保的大国。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余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进而被特朗普在参选时猛烈抨击，为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这真是我们曾经了解的那个美国吗？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事实，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当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时，特朗普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上述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本土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辙数千万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而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too big to fall获得美国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的违法交易仅以美国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结案过关。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靠改革全球化的过往体系才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