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短期财务回报来看,这些金融和实业类企业确实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务价值,但长期来看,是以损害美国本土中下层就业机会和本国制造业长久竞争力为巨大代价的。只有那些能在制造业外包过程中对本土产业结构做出适当调整,对业务流程做出适当改造,尽力确保本土岗位能够持续有效存在,而不是简单通过重组裁员外包来换取短期财务收益的先发国家和企业,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企业、股东、雇员等利害关系人获得共同的收益。
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以中国为最大的外包生产基地,大众和丰田本土的职位却丝毫不会减少,反而带动了一大批本土中小供应商持续发展。与之相较,曾是美国制造业明珠的通用和福特汽车,并非由于将其生产外包给中国或墨西哥而衰落,而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两家车企深受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环境的影响,错误的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又被迫在金融危机时寻求救助、低价出售资产以求生存所致。
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部分人群都在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依赖于美国的帮助,美国是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全球化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在政治上实现西化,因此,美国今天对中国十分失望,所以两国的主要矛盾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将美国完全置于一个受害者地位的描述,十分可笑。在深度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高层和金融企业盆满钵满,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诉诸中下层利益的声音,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针对这些上层精英,当金融资本从中国撤出时,也从来不留情面,何以这些美国问题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舆论上会让位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