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球化的悖论
今天中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需要向其选民践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这个“再次”，对美国中下层民众而言，就是恢复1990年代之前的荣光。面对中下层的压力，特朗普必须向所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恢复造成约束的其他国家发难，同时还要从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样的长期竞争对手。事实上，这是美国国内问题的国际化。美国中下层民众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正是美国应对全球化长期失当所致，但令人难堪的是，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超级全球化，一直以来却是由美国来主导推进的。
作为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之一，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早在2002年就指出了全球化的缺陷。索罗斯认为：“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的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也存在不利影响，“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另外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
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冲突。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索罗斯认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是危险的。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索罗斯，2002）
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上述特点，但凡认同深度全球化的国家，必然以资本效率的最优为追求，这将导致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到能够获得更大利润回报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当这个国家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即认为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避免政府干预才是最优选择时，金融资本的大量跨境投资、实体企业的大量跨境外包就会成为现实。这正是在美国主导深度全球的历史过程中，美国金融资本寻求全球机会、美国生产性跨国企业寻求全球外包的现实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