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中共乱中有谋，巧妙地处理了同苏联的关系，一方面铁路线大中城市由苏军交予国民党去接管，一方面将进入东北的部队去占领苏联红军占领不到的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既让苏联按中苏条约去贯彻执行，同时也作了苏联撤出东北后，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应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战场准备。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重庆谈判中如果按照美苏对中共的要求去做，而毛泽东也不顾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只顾目前“和平”去“当官”，无原则地妥协退让，像蒋介石那样“让主权保政权”，那么，战后的中国东北，就自然地成为美苏争霸的前哨阵地和冷战的牺牲品。
美蒋可以利用东北围剿华北的中共武装力量；苏联则利用其在东北特权，培植亲苏势力，伺机成为苏记“满洲国”，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高瞻远瞩，以战略的先机，堵死了潜在的东北再成为“满洲国”的可能性。如今有人拿抗日战争时期“蒋委员长”的合法身份，用来贬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实在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无知。
如何评价领袖人物，怎样看伟人的贡献，首先就看对国家民族的贡献。黎阳同志称中共争取东北的斗争是“毛泽东时代的序幕”。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既不是从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开始，也不是从开国领导人算起，而是从毛泽东能担负起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与实际贡献开始的。这是对毛泽东历史贡献的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