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洛杉矶街头有超过100万辆汽车，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在加州标志性的阳光中，汽车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很容易生成光化学烟雾，造成二次污染。到50年代中期，科学家已形成共识，汽车尾气是洛杉矶雾霾危机的主要因素。
那时的汽车，是“美国梦”重要的一部分。民众不愿意放弃心爱的汽车，制造商不想增加成本，政府则担心重挫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的行业。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雾都”伦敦。
1952年12月5日到12月9日，当大量污染物被反气旋留在近地面，像一条“有毒的裹尸布”般将英国首都紧紧包裹起来时，见多识广的伦敦人并没有表现出恐慌和震惊。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早已学会了与这种“必要之恶”和平共处，甚至将其视为英国工业活力的象征，用自家壁炉烧煤取暖则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然而，这次雾霾的严重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棕黄色的雾霾遮天蔽日，空气浓稠得像一锅豌豆汤，全城交通瘫痪，人们举着手电筒和火把摸索回家的路，小偷和强盗趁机出没。能见度迅速降到3米以下，《茶花女》的观众看不到舞台上的演员，伦敦皇家医院的护士看不到病房另一头的病人。
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1.2万伦敦人丧生，殡仪馆的棺材和花店的鲜花一售而空，死于支气管炎和肺炎的人数增加了7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