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件事，在《左传》《史记》和清华简《系年》等文献中，接纳并帮助楚王的则是随国。项章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春秋随国境内多次出土曾国的青铜器，而带有随国铭文的则一件也没有，学界认为“随就是曾”，但一直没有证据，而这组曾侯與编钟的出土，则让历史真相得以揭开。
“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就是通过一些新的考古文物发现，弥补了一些文献的缺失，纠正了过去文献上的错误，解开了历史上的疑团，也证实了吴文化至少有吴国、越国、楚国三个源头，这将进一步推动吴、越、楚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研究。”
在6月28日举行的“交融与碰撞：青铜时代的吴越文化学术研讨会暨2017年江苏省吴文化学会年会”上，上海博物馆原青铜部主任周亚研究员说。
现场另一把珍贵的吴王余眜剑，则曾经为《史记》“正名”。这把剑2015年入藏苏州博物馆，剑脊两侧铸有铭文，两行共75字，是目前所见剑类兵器中铭文最多的一柄。“吴王余眜剑上的铭文，讲了三位吴王——寿梦、余祭、余眜，以及三场战争——伐麻之战、御楚之战、御越之战。”程义认为，这些铭文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余祭和余眜两位吴王的在位时间。
“《史记》记载，余祭在位17年，余眜在位4年，而《左传》恰好相反，历史上争讼不断，而铭文中明确记载，伐麻时余祭为王，推算可知时为余祭六年，这就证明了《史记》记载才是对的。”程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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