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己也认为：“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
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但是，在1941-1942年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就变了风向。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一九四零年底以前这个阶段，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这一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出来，这批评的是彭德怀和百团大战。
接着，1945年5月10日，陆定一在“七大”的发言中说：抗战时期，在华北一般地说是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但是有两次严重的错误：一次是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次是百团大战，是很大的错误。同一天，刘伯承的发言批评百团大战是“原则的战略错误”。
就连参与百团大战的聂荣臻也认为，尽管“百团大战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主要是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在1945年的“华北座谈会”上，面对猛烈的批评，彭德怀被迫对百团大战做了检讨：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模糊了阶级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