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又北“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巡察了“北边道”的东段及中段。此外，他还有多次巡行“北边道”不同路段的举动。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所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可能说的就是跟随汉武帝出行的经历。
居延汉简中有“●开通道路毋有章处□”的简文，又保留了“除道卒”身份的记载，其职任应当是筑路养路。甘谷汉简记载，“北边”居民应缴纳“道桥钱”（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页），也反映出“北边”交通建设受到重视。
长城本身就构成一种军事交通系统。上古城建规范，城墙上形成道路以便兵力集结调动，长城也是如此。《周礼·考工记》说，城有“环涂”，也就是环城之道。长城也有完善城防的傍城道路。《水经注·河水三》说：“芒于水西南径白道南谷口。有长城在右，侧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
”此所谓“白道”就是“侧带长城”，与长城构成军事防务策应关系的道路。长城交通系统的道路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与长城平行的道路，如“白道”。另一种是与长城交叉的道路。《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攻当路塞”，应当就指这种道路。《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周勃战功，说其“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证明北边长城防线有驰道沟通。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颜师古注引刘攽曰：“予谓治阻险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也涉及长城与内地的交通情况。这种道路最著名的，是自九原通达甘泉的秦始皇直道。
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地方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二年》写道周穆王“周行天下”。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造父是秦人的先祖。
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巴泽雷克5号墓中出土了有凤凰图案的来自中国的刺绣。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从中可见秦文化对西北方地区的早期影响。
汉代北方和西北方向国家与部族称中原人为“秦人”，反映了秦经营西北联络各族形成的长久历史影响。新疆拜城发现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作为文物实证告知我们，至东汉时期，西域地方依然“谓中国人为‘秦人’”。《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