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史上的重要阶段。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是当时统一事业的重要主题。
长城防线及邻近地方时称“北边”,因与匈奴战事的激烈与持久,为全社会所关注。长城营筑与长城防卫的直接作用是形成军事意义的“藩篱”,但是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历史效应。
长城“关市”的繁荣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条件,河西长城的出现有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意义,长城沿线形成东西文化交汇的高热度地区,同时长城也是秦汉文化向西北方向扩张其影响的强辐射带。
长城交通体系及秦长城的文化意义
众所周知,长城的阻隔作用是明确的。《史记·匈奴列传》所谓“筑长城以拒胡”,《汉书·匈奴传上》作“筑长城以距胡”。《汉书·陈胜项籍传》引贾谊《过秦论》“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颜师古注:“言以长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篱。”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筑长城以为关塞”,也是同样的意思。然而,另一方面,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建设、完备交通系统的作用。《史记·赵世家》说赵长城的营建致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就是例证之一。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即“北边”多次有高等级交通行为的记录。
如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汉书·昭帝纪》);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等。帝王亲自巡行“北边”的记载,也体现了“北边道”较好的通行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临渤海,又“巡北边,从上郡入”。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沙丘平台,棺载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说明这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由直道返回咸阳。汉武帝曾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巡察了“北边道”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