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了中国从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是内生型的，而非外铄型；也印证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明代中国与世界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的趋向性发展是一致的，中国在与全球的互动中前行，为全球化开端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晚明中国在海上再度辉煌，17世纪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长期以来有一种传统看法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实行海禁，中国人由此在海上退缩，从而丧失了海洋发展的机遇，到西方航海东来时，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来自于西方近代霸权话语，却极大地忽略了一个历史基本事实：晚明中国在海上有一个再度辉煌——17世纪中国海上力量曾称雄东方海上。
明朝私人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嘉靖年间海上国际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的爆发。嘉靖末年基本平息倭乱后，明朝海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标志着制度的变迁。朝贡贸易模式衰退，开启了两种新的海外贸易模式：
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是，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后者标志澳门作为广州外港成为中外贸易的窗口，引进外商经营，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贸易模式的转变使得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从整体高度来看待晚明中国海上力量，晚明海上场域突显了与此前国家航海为主的不同。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加速发展，海上贸易的主体——民间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以福建郑氏海商集团为典型代表。接受招抚，意味着郑芝龙完成了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作为海商集团代表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的政治首领和代言人。
这是晚明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海商在政治领域营造了自己的地位，标志着明朝官方对于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于国家的认同。面对海上的无序，重建秩序成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即荷兰人）。
全球化开端，海上是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国与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作为世界最重要也最具竞争性的海上场域之一，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官、商、民通力合作，平息了东南海上乱象，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