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
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
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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