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院长交往过的近代名人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狄博尔、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初步诊断为肝病，但未下具体定论；1月5日，7名医生（德4美3）会诊，推克礼为主任，定的方案是“施行割治”，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1月23日，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知道是病情加重，力劝住院治疗。1月26日入协和医院，由克礼、刘瑞恒、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仍以克礼为组长。
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签字后交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于3月12日以《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为题发表，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哀思录》。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
克礼医生，三月十二日。”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他还提到，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绝对没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已在2月24日签了字，而临终前“补签”的这份文件，乃是最重要的《国事遗嘱》。对于《国事遗嘱》的订立和签字过程，国民党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其记录应比较可信。
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但他在2月初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
他虽然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媒体报道之后，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说“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3月份，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8月份，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
1927年2月下旬，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昵称“小白鼻”）得了肺炎，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梁启超“电召克礼”，克礼深夜赶到，一看就说“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恐怕保不住”，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梁启超悔恨不已，说是被“日本医生所误”，又说不该“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