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因脚伤复员。此后，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就转到基尔、慕尼黑、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他无意留在德国，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
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宝隆；在后者的邀请下，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在同济医院行医，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并于1912年起参与“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务管理工作。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并在西线担任德军高阶医官。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次年，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
同年起，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今北大医学部）的儿科教授；此外，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留有3名子女：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
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医院发展得很快，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妇科医师约翰·格林不堪其扰，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沈阳从业。1930年，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上发表文章，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汉堡学派”。
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克礼则非常世俗化，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他更乐意“融入”中国社会——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克礼”之名也与多位学者、要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