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护士拜哈在日记中称，她们想离开中国，但护照不被政府承认，只能留下来等待遣返，但宿舍却被腾给了别人，需要自行解决住处；原护士长被解职，护士们在新护士长领导下继续工作，待遇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更糟糕的是，随着大量与管理层沾亲带故的人员入驻，医院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原先整洁的病房变得乱糟糟的，各种设备渐渐地不翼而飞，有一天连清单也不见了。
库房里的大量药品和食物储备也被偷光了，并出现在黑市上。她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些事，却没有得到回复。1946年6月起，至1947年4月止，德籍医师和护士们分批次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
对德方当事人来说，被接收和被遣返均为极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添油加醋、丑化对方，例如据中方档案记载，沈亚拿不是被解职，而是“由护士长升任护士监察员”，新的护士长杨友凤女士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为新中国的护理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克扣护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护士们提到的腐败行为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
国民政府官员把“接收”变“劫收”，乘机贪污、盗窃、倒卖，中饱私囊的案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如参加京沪地区敌产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就汇报说“行政接收情形极坏”。中文记载中强调，吴洁是韩云峰再三斟酌才选中的合适人选，因为“许多人视接收德国医院为肥差，跃跃欲试”。
吴新生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换言之，吴洁虽然廉洁奉公，但在全国上下“大发接收财”的氛围下，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
“埋骨北京”的两位德籍院长
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在家庭熏陶下，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1896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并在青岛“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EPM）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法伯医院”。
此外，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名气越来越大，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他抽不开身，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1906年，他的前助手、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1908年，他返回德国继续深造，次年通过“德国公务医生”考试，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
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狄博尔再次入华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中国对德宣战之后，狄博尔凭着他协和医学院讲师的身份，免于遣返。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他被称为“狄博耳”或“狄伯尔”，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德国讲师“狄博尔”作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