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伦敦德国医院”名存实亡，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1904年，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1906年，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
次年，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1910年4月正式开业，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1939年起，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为亲同盟国的“阿拉伯军团”提供医疗服务，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
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桂尔翰军事医学院”，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埃德蒙·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
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1923年，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格林和汉霍特·格林兄弟，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次年起，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1926年，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按病房私密性、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收费也不同，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只提供给“真正的穷人”；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一般都会被拒绝。
相较之下，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为此，护士们经常需要“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老北京的浪荡子》一书）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专家会诊需10元，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因为“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
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同年纳粹上台，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艾克特和胡佛加入。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