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李鸿章下榻大饭店前两天，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提前几天过来“踩点”。法方为代表团预订了2个饭厅、6间沙龙、30余间卧房。在李鸿章及其代表团抵达法国的十天前，法国国会针对接待事宜，着实争论了一阵子，最后确定采用高规格，并拨出专款。然而，当时有媒体对这样的高规格表示质疑，认为浪费上百万民脂民膏用于接待，是对纳税人的亵渎。法国政府最终只得在媒体上公布了接待细账，总价不超过8万法郎。
边芹在走访大饭店时发现，由于二战期间丢了很多资料，现在存留的档案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李鸿章一行人自己做饭吃。与李鸿章一起到达巴黎的还有柳条编的笼子里的活鸡（为了有新鲜鸡蛋吃）。停留巴黎期间，不管法方习惯怎样，李鸿章自带的厨师们每日凌晨3点就开始起床做饭。
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不同于西方人友好地正视对方，他的圆眼镜后面疏离且飘忽的眼神，被当时的新闻报道解读为“傲慢”、“狡黠”。
饮食习惯、社交礼仪等“冲突”或差异虽然无法提升到宏大叙事的层面。但这些“冲突“或差异以花边新闻一般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另一幅面孔。
窥探历史之影的后来者
边芹重走李鸿章当年的路线，第一站自然是中国代表团抵达的第一个地方——巴黎北站。她写道：“虽然几经改造，19世纪搭起的原坯却并没有被破坏，巴黎的老火车站还有几分时钟停摆在一个精致时刻的感觉。”
第二站是大饭店。大饭店建成于1862年，位于塞纳河右岸的闹市区。建成大饭店的过程，也是法国巴黎迎着世博会的节奏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因此，当时的大饭店，好比欧洲争相攀比建成的一系列酒店中的巨无霸，集中了19世纪末一系列顶尖设施，比如电梯、电灯、客房内浴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