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年的视角来看，自2008年、2009年相继爆发华尔街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十年之间，当初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已演变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最终带来了政治危机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在这场延续十年的全球性危机中，大西洋共同体备受考验。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承压的却是欧洲，一方面欧债危机让欧元区出现了结构性分化，欧元区的整合陷入停顿；另外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调整，使得地缘政治风险外溢，从中东、北非而来的难民潮冲击着欧洲的大门，南欧国家处于最前沿，也承担了最大的成本。作为对危机的反弹，南欧国家中主张自我封闭的政党和政客成为选举政治的赢家。
以四十年的视野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浪潮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逻辑，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消退，地缘经济彰显，金融力量不断膨胀，内嵌于国际秩序之中。国家处于本国公民与国际资本的切面上。资本的全球流动重新塑造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地理景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说，“对资本来说，僵化是致命的危险。简而言之，在某个年代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地理景观构建出来后，到了下一个年代便成了资本积累的束缚。”四十年之间，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兴国家崛起，发达国家相对衰弱。兴衰不仅在国家之间，还在国家内部，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的转移，产业转换，有些城市发达了，有些城市衰落了。这种兴衰转换必然带来政治的反应，不断涌动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就是这种系统风险的症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