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广大山西妇女将个人追求与民族抗战相统一，以忧国忧民、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气节和舍我其谁、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将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抗战的要求和愿望付诸实际行动，成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和后勤服务的骨干力量。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壮丁们上了前线”，外加日寇封锁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根据地的妇女们便自觉地担负起后方的生产重担。妇女们不仅从事纺织、养猪养鸡、养蜂养蚕等家庭副业，而且冲破旧的世俗观念，毅然担负起过去主要由男子承担的开荒种田、植树造林、送粪施肥、锄草收割等繁重的劳动。
她们瘦弱的身体迸发着无穷的力量，使“分散的农村成为有组织的工厂”，“家家户户成为军队的后勤供给加工厂”。在春耕运动中努力完成“妇女每人养一只鸡，每三个人养一头猪”的目标。在大生产运动中，女性响应号召制订生产计划，随处可见“到地里去，到场里去，抢收、抢耕。保卫我们的粮食，保卫我们的土地”的火热而紧张的场面。
1941年武乡县1万余名妇女参加了“百日纺织运动”，纺花，织布，做军鞋，缝制军衣、军裤上万件，有力地保障了八路军的后勤需要。纺织英雄韩国林、生产旗帜张秋林以及左权的赵春花、石壁村的武拉弟、临南县的刘能林等劳动英雄，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她们用勤劳的双手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后方与前方、出钱与出力同等重要”的号召下，妇女不但投身生产建设、慷慨捐资，为抗战创造物质条件，而且还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温柔承担起募捐、优抗、慰劳、救护等各项战时后勤服务的工作。
在根据地开展的捐银运动中，许多妇女把攒了一辈子的金银首饰捐献出来用作抗日军费；妇女们还踊跃购买救国公债支援抗战，如五台县的杨星如老太太拿出多年的积蓄，带头买了一百元的公债。妇女在苦难中还不忘接济抗属，如保德县的“三八”一碗米运动，就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广大妇女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无论环境怎样残酷，敌人怎样“扫荡”，根据地妇女们都不屈不挠，化苦难为激情，一边唱着《做军鞋》，一边紧张地缝制衣服、鞋袜和被褥；不仅“所有战士的鞋袜及伤员的血衣绷带完全要经过妇女的手”，而且她们还承担起救护伤员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