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也与桓玄有密切关系。在诗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后人多据此认为陶渊明曾任宋武帝刘裕的参军。但《魏书》卷九十七《岛夷桓玄传》载桓玄的从子桓振在桓玄被杀之后，曾一度袭取江陵，“振自为都督八州、镇军将军、荆州刺史，谦复本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陈培基先生据此指出：“这是一个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荆州刺史是桓玄东下京师前的官职，由此可知镇军将军也是桓玄原有的将军名号。桓振袭用桓玄生前的官职和将军名号，显然是为了便于号召旧部，从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势力，曾派人四出与诸兄弟联系。当时他的从兄桓谦任吴国（今苏州市）内史。陶潜为替桓玄送信给桓谦而前往吴国，因此经过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他从寻阳出发，沿长江东下，到了京口（今镇江市）就转入运河，驶向吴国，中途遇风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是此行的记录，也是陶潜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诗，当时他已三十五岁。陶潜对此行念念不忘。后来在《饮酒二十首》之十还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从而可知，陶潜此行是到达了‘东海隅’的吴国，完成了联络桓谦的使命。……陶潜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时，所当的官乃是参军。至隆安五年冬，陶潜因孟氏母去世而离开桓玄军幕，其任期虽然不满三年，但却是陶潜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陶潜归隐真相新解——从陶潜与桓玄的关系说起》）他的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关注的。《宋书·陶潜传》还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陈先生认为，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这也是他文章中极精彩的一笔。
陶渊明出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也与桓玄有关。今《陶渊明集》卷三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乙巳岁为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据《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附子敬宣传》，刘牢之及其子刘敬宣在安帝元兴元年（402）三月归降于桓玄，所以刘敬宣也就当了桓玄的咨议参军，陶渊明结识刘敬宣当在此时，而出任他的参军，则当在元兴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间。因为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404）四月，此时刘裕在湓口之战大胜桓玄，进据寻阳，而桓玄于元兴三年五月败亡。刘牢之反叛桓玄，窝窝囊囊地自杀了，被桓玄“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晋书·刘牢之传》），所以刘敬宣对桓氏仇恨极深，而对刘裕则颇为感恩。事实上，刘敬宣任建威将军之时已经是刘裕的人。刘敬宣是陶渊明通向刘裕的一座桥梁，尽管如此，陶公却没有继续向前走，而是当了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在八十多天以后，就彻底辞官归隐了。此后，特别是在刘宋建国以后，虽然朝廷屡有征召，他再也不肯出仕，因为仕于桓玄的政治经历毕竟是一个“历史污点”，无论是晋朝的皇室集团还是刘宋皇室集团随时都可能以此为把柄整治他，陶公对此当然是心存顾忌的。事实上，陶公求为彭泽令之举以及出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的选择，无疑拉近了他与刘裕新贵集团的距离，足以解除刘裕对他的戒心；而随后的辞官归隐，又拉开了他与刘裕的距离，从而使自己从容淡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作为业已覆灭的桓玄政治集团的一分子，或者说桓玄集团的余党，陶渊明必须妥善处理与刘裕集团和皇室集团的关系，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否则，他就要人头落地，乃至殃及九族，倘若如此的话，在人类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陶渊明这个响亮的名字了。事实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伟大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令人欣慰的是，陶渊明妥善地处理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他是成功的，当然也是愉悦的，所以在将归未归之际唱出了“归去来兮”那凄美、潇洒、激越的人生音调。《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陶公是深通这种“存身之道”的。当然，陶渊明能够免于荼毒之祸，不仅在于他善于自处，谋划有方，还与其曾祖陶侃将军对东晋王朝的卓越贡献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护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祖先的这份荫蔽，如果他朝中无人，他想轻轻松松地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他想随随便便地混个县令干干，他想平平安安地还乡隐居，吟诗作赋，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历史证明，陶渊明选择归隐的道路是很有远见的。从义熙三年（407）开始，刘裕对桓玄的余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诛杀，这种政治清洗是极其残酷的，有时不分青红皂白，难免扩大化，所以有很多人死于非命。而陶渊明早在义熙元年就已经摘清了与桓玄的瓜葛，并彻底脱离了桓、刘两党斗争的是是非非，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他的轻松，他的喜悦，他的幸福，如果不了解上述的政治背景，我们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袁行霈先生对陶渊明的精彩论断：“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这才是真实的陶渊明——被后人称为“乱臣贼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一条在大军阀刘裕（此人在后来在篡晋的前后谋杀了两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侥幸逃生的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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