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讨论陶潜的政治立场时，陈培基先生指出：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02年）二月，桓玄终于引兵东下，攻陷京师，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接着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此行陶潜因其孟氏母去世在家居丧而没能参加。……但是，从他在守丧期间为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桓玄在京师的显赫一时是极之向往的。……：“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刘耽是桓玄的岳丈大人。《晋书》卷六十一有他的传：“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桓玄给父亲的故吏与自己的丈人刘耽加官进爵的时间，正是陶潜为外祖父写传之前不久。所谓“本是三司人”者，就是讲：刘耽认为孟嘉如果还活着，也会当桓玄的三公之类的大官。这就十分清楚：正当桓玄显赫之时，陶潜特地为死去已经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写出这样一个传记，显然是有其深刻而奥妙的用意，说的是外祖父的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桓氏集团的亲密关系。
从《孟府君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陶夔三人的关系，都非同寻常。我们再读陶渊明《夜行》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李善注释又引《淮南子》：“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以及许慎《淮南子注》：“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这条注做得好，因为陶公正是以贤人宁戚自比，而以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比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称桓温偏爱桓玄，“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所以依照晋人的惯例，桓玄也可称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临贺郡公被人们称为桓公一样。《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载参军刘袭痛斥刘牢之反复无常，有“今复欲反桓公”一句话，这个“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庄子》“卞随曰”云云以及《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乃至曹植《辩问》“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等语。卞随的话见《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9页）陶渊明巧妙地吸收古代经典作为本诗的“底文”，形成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诗人意在表明自己仕于桓玄手下，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伐人之国而出谋划策，其真正的情志寄托仍在于归隐田园，养真于衡门、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恒的善名。其实，这些话语不过是诗人的托词而已，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因为这种言说不符合其“中宵尚孤征”的劬劳于政事的当下状况。如果将《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与《夜行》诗对读的话，我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理解。这首四言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冬。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位庞参军当时隶属于江州刺史、卫军将军王弘（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29页）。本诗第一段：“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所表现的思想情绪与《夜行》诗“闲居”等四句以及“商歌”等六句是完全一致的。本诗第四段：“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以及第六段：“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与《夜行》诗“叩枻”等六句的描写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旧楚”的说法，直接来自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载桓玄在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建议他“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诗人写《答庞参军》诗，距桓玄于元兴二年（403）九月建号楚国之时，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诗人抚今追昔，深感物是人非，曰“依依”，曰“邈邈”，其对往昔岁月的眷怀昭然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