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的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到在车尾角角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镜，穿着一件黄色风衣。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我心里暗自好笑。想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当“张主席”时，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当时只一辆华侨送的救护车供毛主席专用)，但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是当时的最高待遇了。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在重庆期间，张国焘还通过同乡甘家馨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经朱家骅推荐，张国焘被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无功受封，引起特务们的嫉妒和不满。张国焘在这里仍是没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有一次，朱家骅要张国焘转交给此时挣扎于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一张5000元的支票。对于这笔在当时是数目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拒绝接受，托人退还给了张国焘。对此，张国焘也无可奈何。
张国焘越来越没有多大用处了。1940年底，蒋介石安排张国焘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多次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张国焘的参政员资格，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尚愿顾全国共合作，“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12月7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要他代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不同意张国焘和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将意见转达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的坚持，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张国焘仍被安排参加会议，当了参政员。后来，张国焘又连续担任了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他是中共的叛徒，为一些参政员所不齿。遇有共产党的参政员，他总是躲避一边。因此，他在参政会里也没有什么作用，“无政可参”。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让他草拟一个管理全国粮食和一般物价的方案。张国焘到处搜集材料，连熬几夜，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方案。送给蒋介石后，就没有下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