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虽然为军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边区的特务，但是能够派出去的并不多。沈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数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特务，派出去后也收效甚微。既打不进去，也拉不出来。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张国焘用尽了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搞成。张国焘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帮助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防区活动，结果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连去的人也没有回来。最后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设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设立一个延安站，并且没有多少作用。由于训练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办了。
张国焘的工作不见成绩，不禁使戴笠大为恼火
张国焘在军统期间，还接应过个别的共产党的叛徒。1939年，原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叛变。在张国焘叛党之前，何畏紧跟张国焘，犯过严重错误。张国焘叛逃后，何畏步他的后尘，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在被扣押期间，何畏致函张国焘求救。张国焘拿着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将何畏接到重庆来共商反共大计。戴笠虽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畏释放。何畏见到张国焘后，也做起了国民党的特务。
张国焘还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但常常不能如愿。沈醉曾回忆说：
我亲自听到张国焘劝说过一位1942年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党员。张国焘一开始就作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接着他就用连他那样有很高地位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投向国民党等等一套无耻谰言，要求对方考虑。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张国焘最后也只好老着脸皮说什么“我是为了你好，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然后，他灰溜溜地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