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逾古稀，特别容易怀旧。今日又经过松柏成荫的花园小道，漫步之中品嚼人生滋味，又激起我对一位前辈的追思，心中久久难以平复，回到家中提笔记下些许文字，聊表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彭德怀元帅的衷情。
我们一家与彭伯伯的结识缘于我的父亲陈毅安。红军时期家父是彭伯伯的部将，在攻打长沙战斗中不幸牺牲殉国。彼时，父亲同母亲新婚不久，当时我尚在母亲腹中。彭伯伯对烈士遗孀和遗孤非常照顾，此后我母亲一直断断续续与他老人家保持着联系。记得那是1954年，母亲已由湖南调到北京工作，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彭伯伯派他的秘书到我家里，邀请母亲和我同去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做客。此时彭伯伯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汽车径直开到了彭伯伯的住所门口，一下车，就见到彭伯伯和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走上前来迎接，彭伯伯身着青色呢子中山服，脚上穿一双老式棉鞋，看起来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特别是他带着夫人主动出来迎接我们，让我们很是感动。随后我就陪母亲到了客厅，母亲和彭伯伯聊了一些关于我父亲陈毅安的事，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母亲起身感谢彭伯伯对我们一家一直以来的关心照顾，然后打算回家，然而彭伯伯却执意留我们吃饭。中午的饭菜很简单，想不到开国元勋的生活是这样的朴素，这真在我们意料之外。听彭伯伯说，这是从食堂打来的大锅饭，没有开小灶。饭后，彭伯伯和母亲说了很多当年和父亲一起打仗的事情，因为我对这段历史知之不多，且急于深入地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都一一用笔记了下来。那天离开的时候，彭伯伯又亲自出来送我们，还邀我们经常去他那里做客。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伯伯从中南海移居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由于脱离了工作岗位，加之与外界隔离，因此那段时间彭伯伯一直赋闲在家，看望他最多的就是曾经与他出生入死的烈士的后代。尤其是在1959年以后，我们家基本上是每月去一次，刚开始到彭伯伯家里时，警卫和工作人员询问得很详细，还打电话到我单位进行核实，后来走动得频繁了，问得就少了些，只是在门口做个登记。每当我们到彭伯伯家都会给他寂寞的小院带来欢笑，一般我们都是上午去，然后在彭伯伯家吃了午饭和晚饭才离开，走的时候彭伯伯都亲自打着手电筒把我们送到公交车站。那个年月各家都很穷，能吃上一顿带荤腥的饱饭就跟过年似的，时间长了，炊事员就有些犯难，因为本来只是保障彭伯伯一个人吃饭，但我们这些“穷亲戚”经常去蹭饭，伙食费已经超出了标准。所以，每当我们到彭伯伯家的前一天他就开始忙活，烧锅炉准备洗澡水，自掏腰包买菜买肉，亲自下厨做饭菜，然后把自己下厨做的家常菜和保障他的“首长菜”一起摆上桌，招呼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配发给彭伯伯的水果他自己基本不吃，他都按照水果个头大小平均分成几份，统统送给我们，有次他夫人浦安修心疼他，就背着他从均分给各家的水果堆里悄悄地在每份中留下两个。
彭伯伯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党性原则，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在吴家花园那段时间，彭伯伯经常和身边警卫人员一起开荒种地，自己种菜腌菜，他说自己原本就是农民子弟，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他对当时亩产万斤的说法怎么也不相信，就亲自丈量平整了一分地，从播种、施肥、收割每一步都坚持精耕细作，还不时请教村里农民，结果一年下来一分地才打了90斤粮食，为此他将此事报告给了中央。彭伯伯与村里人关系处得也很好，哪家有个“红白事”，他都欣然前往为其主持，哪家孩子上学了，他都花钱给买个书包，为了让挂甲屯村民用上电灯，他自己特意预支了几个月的工资，花了1500多元钱给村里拉了一条电线，装上电灯。好几次我们去彭伯伯家，都看见他和村里的农民们坐在一起聊家常，那些农民都像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穿着系红绳的“缅裆裤”，浑身沾满了泥土，闲聊过程中还不时地把烟袋锅往鞋底上磕磕，连我们这些晚辈看着都有些不习惯，可是彭伯伯从来都不在意这些，和农民们处得像亲兄弟一样。
彭伯伯非常喜欢我的儿子陈正烈，一直与他以“老同志”“小同志”相称，当时彭伯伯的书架里放着一对木雕书架，是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赠给他的，彭伯伯很是珍惜，始终留在身边。小家伙第一次到彭伯伯家里就喜欢上它，此后经常拿这对书架玩耍，彭伯伯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位。一直到彭伯伯调到成都担任“三线”副总指挥走之前，才叮嘱警卫参谋把这对书架作为礼物送给正烈，勉励他好好读书，长大多为国家做贡献。至今，我们家始终保存着这份珍贵的礼物，作为对彭伯伯深厚感情的寄托。彭伯伯知道“小同志”嘴馋，就让警卫参谋景希珍骑着摩托车从海淀菜市场花5角钱买来两斤小黄鱼，自己烧火热油炸小鱼。小家伙一闻到鱼腥味就跑过去，围在锅台边眼巴巴地瞅着黄灿灿的小鱼，彭伯伯就把刚炸好的一条小鱼递给他，小家伙也不怕烫一股脑全塞进嘴里，伸出手便要，彭伯伯又递给他一条，一条小鱼还没下肚伸手还想要，彭伯伯挥了挥手笑着说：“让你这个‘小同志’尝尝生熟，喂饱你这个小馋虫大家就没得吃了，等开饭大家一起吃吧。”每次看到我们这些烈士子弟狼吞虎咽的吃相，彭伯伯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眼睛里总闪烁着欣慰的目光。从平江起义上井冈到横刀立马走长征，从血雨腥风战太行到纵横驰骋大西北，从保家卫国赴朝鲜到庐山会上进忠言，一路挥斥方遒、披坚执锐、过关斩将，彭伯伯身边牺牲倒下的战友不计其数，如今彭伯伯竭尽所能地照顾我们这些烈士子弟，我想面对如此处境，做这些事情对彭伯伯内心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最后一次见彭伯伯，已是1965年的深秋，那时中央已决定派他到西南去领导“三线”建设，彭伯伯让警卫参谋景希珍将所有的旧报纸卖掉，所得40元全部拿来请客，那天我和爱人有幸去给他老人家送行，表达了我们一家对他的祝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一家无从打听到彭伯伯的消息，直到1973年才从彭伯伯侄女彭梅魁处得知他的近况，母亲便隔一段时间攒点钱，让正烈买一些牛肉辣酱、果汁和茶叶，然后托彭梅魁、彭钢捎给彭伯伯。1974年11月29日，彭伯伯不幸离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法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母亲带着我们一家人，在他逝世的301医院门前马路上徘徊良久，最后找了一处离停放他遗体最近的地方默哀。
徜徉在林间小道，感叹岁月如梭，时过境迁。彭伯伯离开我们已经40多个春秋，如今回忆起与彭伯伯的点点滴滴，心头仍然泛起他老人家和蔼而又伟岸的形象，仿佛就在昨日、就在眼前。回想我这一生，也算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心愿，尤为欣慰的是儿子正烈，这个彭伯伯最为喜欢的“小同志”走上了和我父辈一样的道路，从军38年已从一名小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将军，正在尽心竭力地为党和国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也算是告慰彭伯伯的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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